Affirmative Action — Please give respect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是美国华人圈的长期争论焦点。本月加州ACA-5法案在州众议院通过，不少华人群体纷纷在微信中呼吁游说议员抵制法案或联署公开信表达愤慨。另一边厢，也有人批评这些反对ACA-5法案的同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保守主义者，对于平权精神缺乏认同，对其他少数族裔尤其是非裔美国人的境遇没有同情心，对他们在民权运动中所做的贡献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与回报等等。那么究竟有多少华人在反对肯定性行动，他们理应承受这些指控吗？

第一个问题，有多少华人反对肯定性行动？其实华人社会对于肯定性行动的争议由来已久。《纽约时报》2018年8月10日刊载的文章《他们离开中国追逐美国梦，如今为何反对教育平权》引述全美亚裔调查（National Asian-American Survey）的数据，华裔美国人对于肯定性行动的支持率在2012年是78%，与其他亚裔族群并无显著差别，而到2016年时华裔对于这一政策的支持率就下降到了41%。（见图1）这样的数据反映出的现实是，华人对于肯定性行动的态度是高度分裂的，我们既不能说华人都反对肯定性行动，也不能说华人都支持。从目前来看，支持的声音似乎已经不占上风，而反对的比例则逐渐上升。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第二个问题，华人的态度与美国主流相左吗？根据Frank Newport 2016年7月8日在著名民调机构盖勒普（Gallup）网站发布的民调结果，70%的美国人认为学生的表现（merit）应该是大学录取考虑的唯一因素。（见图2）65%的人不赞同将种族作为大学录取的考虑因素之一。[2]

从族裔来看，白人有76%的认为学生表现应该是大学录取的唯一考虑因素，67%不赞成将种族作为大学录取的考虑因素，非裔美国人的相应比例是50%和57%，西班牙裔美国人的相应比例是61%和47%。（见图3）另据盖勒普2018年的统计，白人、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2016年对肯定性行动的支持率分别是48%、75%、63%，至2018年，白人对该政策的支持率上升为57%，非裔支持率下降至72%，西班牙裔支持率上升为66%。（见图4）

支持在大学录取程序中考虑种族因素和支持肯定性行动的比例数据并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包括：（1）肯定性行动除了包括高等教育还包括职业领域，所以人们对于教育领域的肯定性行动相比对于职业领域或者说作为笼统概念的肯定性行动要更持保留态度；（2）2016年盖勒普的调查直接询问的是对于大学录取程序考量因素以及对于最高法院相关判决的观点，这比笼统询问对于肯定性行动的坦度而言更加具体、直接，因此也可能呈现结果的差异。

因为2018年的调查并没有包括华裔，我们不知道没有华裔的支持率在2016年之后是否有所改变。以2016的数据来进行比较，华裔对肯定性行动的41%的支持率的确比白人（48%）、非裔（75%）、西裔（63%）以及其他亚裔（73%）都低。但是近几年来主流媒体报道的华人在反对肯定性行动的政治动员与宣传中主要反对的是在大学入学中考虑种族因素（如反对ACA5法案）、根据种族人口比例调整学生录取比例（如反对纽约特殊高中录取方式调整）以及针对亚裔学生的不公平录取制度（如起诉哈佛大学）。这种对学校录取问题的高度关注是华裔群体在有关肯定性行动的政策态度上的重要特征。而对照2016年的盖勒普调查结果，事实上在对大学录取程序中考虑种族因素这一具体问题上，美国人的整体支持率是26%，白人支持率是22%，非裔支持率是44%，西裔支持率是29%。可以说主流民意对样的实践并不赞赏。

第三个问题是，华裔中的哪些人更倾向于反对肯定性行动呢？John Eligon在“他们离开中国追逐美国梦，如今为何反对教育平权”一文中报道了乔治·李的故事。李先生是第一代大陆移民，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后定居加州，育有两个子女。当2014年加州尝试允许公立大学在招生中采用肯定性行动时，李先生紧急入籍、组织了当地的华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参与支持共和党州议员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他是众多反对肯定性行动的华人移民的一个典型代表。

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教授安德鲁·贝弗里奇（Andrew Beveridge）指出近几十年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从1980年的47.2万人激增至2016年的280多万人。[3]而John Eligon2018年6月20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平权运动下，亚裔美国人的挣扎与分裂”一文也提到“这些活动人士大多是在过去20年里从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的华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经常通过中国的讯息应用微信进行交流。”[4]

第四个问题是，我们的华裔同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呢？在我看来，首先，高等教育是华人跻身美国中产阶级、改变家庭命运最重要的途径，并且华人并不认为自己在美国享有“种族特权”。有研究表明，亚裔是在美国职场中最难被提升到管理职位的种族。[5]并且，根据社区服务团体网络亚美联盟（Asian-American Federation）发布的报告，10个亚洲贫困家庭中有9个缺乏廉价住房，25%的有工作能力的亚裔没有医疗保险。[6]虽然有些华人在美国社会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地位也得到提升，但他们仍然面临着制度和文化上的歧视，这使得他们在事业发展中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只能通过教育提高技能，增强“硬实力”，来获取体面职业的入场券。另一方面，华人社群的贫富差距依然很大，仍有相当数量的华人在贫困线左右挣扎，教育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独木桥。无论是遭遇歧视的感觉，还是贫困的现实，都使得很多华人难以接受被其他族裔称为“模范少数民族”或者被指获得“种族特权”。当肯定性行动可能波及他们最重视的教育资源时，高度的危机感就成为调动华人反对群体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动因。

其次，华人在目前的大学录取程序中已经有着不公平感。在很多华人家长看来，相比其他族裔，他们的子女需要取得更加突出的成绩才能获得同样的教育机会。Thomas J. Espenshade和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在其著作《不再隔离，但远未平等：精英大学入学和校园生活中的种族与阶层》（No Longer Separate, Not Yet Equal: Race and Class in Elite College Admission and Campus Life）中也认为亚裔在大学录取中理论上需要SAT成绩比白人高150分才能获得相同的录取机会，需要高450分才能获得与非裔相同的录取机会。[7] BBC中文网2018年10月22日发表文章“支持还是反对：华人纠结面对哈佛‘歧视亚裔’案”，指出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者中，亚裔的SAT成绩比白人、西裔、非裔分别高出50、235、280分。哈佛大学的录取中者，亚裔比白人、西裔、非裔分别高出140、270、450分。[8] 这些数据也许不能充分或直接证明华人是肯定性行动的受害者，但至少可见华人对于教育领域的不公平感并非凭空臆想。

再次，政治力量对华人的忽视是激起华人反抗情绪的重要推手。陈大为2018年7月5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一个巨大盲点’：纽约亚裔为何感觉被忽视”，介绍了纽约市长白思豪提出改革该市顶级公立高中的入学方式后华裔社群的反应。来自皇后区的国会众议员孟昭文声称这一改革对纽约市的亚裔居民影响巨大，然而在这个政策的发布过程中纽约华人却是缺席和失语的。她直言不讳地说：“‘不是坐在餐桌边，就是在菜单上’这种陈词滥调听上去还真是那么回事”，“我想在其他社区，若是有如此大的影响或者这么大的变化，他们不会不被征求意见或者获邀参与讨论的。”[9]纽约校监理查德·A·卡兰萨（Richard A. Carranza）在面对亚裔市民对自己利益被随意侵害的愤怒情绪时，竟然毫无同理心，即便前纽约州民主党执行主任史米克（Basil A. Smikle Jr.）也承认“这一次的过程玷污了这项政策的潜在成果。”[10]

那么反对肯定性行动的华裔都是川粉，或共和党的支持者吗？答案是并非如此。全美亚裔调查的数据[11]显示，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61%的华人选民投票给希拉里，只有35%的华人选民是川普的支持者（见图5）；华人选民对川普表示非常支持和一般支持的比例分别是5%和23%，相比亚裔整体对川普表示非常支持的9%和一般支持的23%，华人对川普的支持并不显著，并且低于越南裔、菲律宾裔和印度裔（见图6）。对比华人在2016年中对肯定性行动的41%的支持率，我们可以发现，反对肯定性行动的华人选民有相当一部分是希拉里的支持者而并非所谓川粉。

事实上，反对肯定性行动的华人也并非都是共和党。根据全美亚裔调查的统计，2016年华裔选民只有2%认为自己是共和党，这一比例在所有的亚裔族群中是最低的。剩余的13%自认是民主党，85%自认是独立选民或其他党派选民（见图7）。华裔选民中只有3%认为自己是铁杆共和党，5%是温和共和党，9%偏向共和党，而有11%认为自己是铁杆民主党，14%是温和民主党，17%偏向民主党，此外高达41%的华裔选民认为自己完全独立（见图8）。这说明华人选民中具有自有注意倾向的多于保守主义倾向者，但总体而言对于党派的归属感相对较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对较轻，更加关注具体议题。

Vivian Yee2018年6月5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亚裔移民能否改变加州的政治版图”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尽管亚裔“在枪支管制、气候变化和公共开支等问题上倾向于持自由派观点，但近年来，一些亚裔美国人支持的政治事业已转向保守。尽管如此，许多亚裔还是反对特朗普政府对移民制度的改革”。[12]

那么反对肯定性行动的华人真的对非裔、西裔美国人的利益无动于衷或者认为自己和他们没有共同利益吗？答案恐怕也不是这么简单。2016年全美亚裔调查的数据显示，22%的华裔认为自己在政府服务、政治权利与代表性上与非裔存在大量共通之处，37%认为存在一些共通之处，只有7%认为与非裔毫无共通之处。而亚裔整体的平均比例则分别是21%、31%和11%（见图9）。华裔事实上在亚裔群体中是倾向于认识到其与非裔的共通利益的。而对比华人对肯定性行动的41%的支持率，说反对者都是因为不认同非裔、不理解非裔处境或不承认少数族裔联合阵线的说法是有失公允的。

本文并不是要探讨华人是肯定性行动的受害者还是受益者，也不是要探讨华人应该支持肯定性行动还是反对之。本文的目的在于澄清一些因华人参与反对肯定性行动的政治动员而产生的误解，和回应对这些反对者甚至华人整体的不公平的指责。

华人反对肯定性行动的原因有很多，这里面涉及价值观、文化、阶级构成、政治情感、种族情感等多方面的因素，不应该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缺乏同情心、保守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事实上，缺乏尊重和同理心的政治鼓吹和忽略华人利益的政治盲动恰恰是使华人感情受到伤害的原因之一。正如皇后区州议员金兑锡（Ron Kim）在接受陈大为的采访时所言，“‘一些进步人士似乎在推动亚裔不是少数族裔、移民和有色人种的叙事’，这种事‘在改革和社会正义的名义之下进行，因此就更糟糕’，并可能会令一些亚裔美国人更接受保守派和共和党候选人。”[13]华人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是一件好事，主流政治势力应该更加用心地倾听华人的声音了。

[1]http://aapidata.com/blog/asianam-affirmative-action-surveys/

[2]https://news.gallup.com/poll/193508/oppose-colleges-considering-race-admissions.aspx

[3]John Eligon，“他们离开中国追逐美国梦，如今为何反对教育平权”，《纽约时报》2018年8月10日。

[4]John Eligon, “平权运动下，亚裔美国人的挣扎与分裂”,《纽约时报》2018年6月20日。

[5]John Eligon, “平权运动下，亚裔美国人的挣扎与分裂”,《纽约时报》2018年6月20日。

[6]陈大为，“‘一个巨大盲点’：纽约亚裔为何感觉被忽视”，《纽约时报》2018年7月5日。

[7]http://reappropriate.co/2015/05/espenshade-data-are-not-proof-of-anti-asian-discrimination-edu4all/

[8]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45930984

[9]陈大为，“ ‘一个巨大盲点’：纽约亚裔为何感觉被忽视”，《纽约时报》 2018年7月5日。

[10]陈大为，“ ‘一个巨大盲点’：纽约亚裔为何感觉被忽视”，《纽约时报》 2018年7月5日。

[11]本处及本文后续所引全美亚裔调查数据均来http://naasurvey.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NAAS16-post-election-report.pdf

[12]Vivian Yee， “亚裔移民能否改变加州的政治版图”，《纽约时报》2018年6月5日。

[13]陈大为，“ ‘一个巨大盲点’：纽约亚裔为何感觉被忽视”，《纽约时报》 2018年7月5日。